乡村旅游语境中的民间艺术变迁
作者：吴晓 文章来源：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年01月21日一、乡村旅游的兴起
作为一种旅游形式,乡村旅游早在19 世纪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因都市焦虑和新浪漫追求发展起来。而在我国,则是新近之事,并且,乡村旅游的兴起,是多种文化机制的召唤结果。在这些文化机制中,最具直接作用的力量是来自政府的宏观政策指控,促使乡村旅游兴起的主要力量是开发投资商的资金投入,民族村寨当地人的积极配合和参与,更是乡村旅游得以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直接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力量,毫无疑问是游客,只有大量游客的持续参与才能直接推动乡村旅游的繁荣发展和规模提升。就政府而言,制定乡村旅游的开发政策,其旨归主要是与“现代化”、“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等这样一些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事实也的确如此,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改变了许多民族村寨的民间生产方式,对于当地民众经济收入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开发投资商来说,以资本投入而赚取更多的资金,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目的。对于游客来说,之所以热衷于“乡村”，“可以从多种角度对这一旅游现象进行诠释:游客在乡村旅游可以与民间和自然保持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享受宁静祥和的氛围,到大自然‘氧吧’获得身心的快乐与健康。也可以是对都市喧嚣、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的淡薄与疏离的一种暂时的逃避。也可以是到乡下去体验和体会一种‘怀旧’的感觉,毕竟‘乡下’可以成为人们记忆中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场景。[1](P77) ”这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语境而对乡村旅游的内在文化魅力做出的判断。多重文化力量的综合作用,使得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文化消费样式已经成为基本的文化事实。
就本文所具体考察的个案——湘西德夯苗寨而言,其从自然村落演变成现在的旅游景观地,同样如此,是一个受多重文化召唤机制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过程。苗寨“德夯”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市西郊20公里处的一峡谷深处。现有住户138户,人口528人,全部是苗族。因其惊险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特独的地理风貌,故而在国内兴起旅游消费之初,该自然村落被湘西州政府于1987年开发为旅游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旅游市场的发展,单一自然风景已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于是，“民族文化转向”成了另一条有效的开发之源。恰巧,居住在德夯的100多户人家,全部都是苗族。他们讲苗语、穿苗衣、过苗节、习苗俗,有着浓厚的苗族文化特色。这一切为将德夯建构成“苗族民俗文化风情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1992年,在政府、开发商和地方文人的多方作用下,在德夯自然风景旅游区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苗族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苗族民俗文化风情园”。这后来成为德夯的标志性旅游项目。它主要以展演苗鼓、苗歌和苗族生活习俗等苗族民间艺术文化为主要节目内容,以苗鼓表演为主打项目,以营造湘西苗族文化的神秘性、原始性和怪异性为主要风格,以原生态为主要卖点。这样一来,湘西德夯苗寨,就从自然村落逐渐演变为自然风景旅游地,再到“苗族民俗文化风情园”,最后发展成为现在的一个集自然村落、自然景区和民俗旅游于一体的典型的乡村旅游地。同时,苗族民间艺术在这里也得到了全新的改写。
二、苗族民间艺术的变迁
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苗族是一个拥有丰富民间艺术样式的民族。在湘西德夯苗寨,苗歌、苗舞以及集歌舞于一体的苗巫,都是苗族民间文化中的典型艺术样式,苗族的各种物质、制度、精神等习俗文化也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韵味或者包含有特定的艺术因素。这些丰富的苗族民间艺术,固然来源于苗族历史民间文化并深刻地受其影响,然而,就置身于德夯这个自然村落中的苗族民间艺术而言,较之于苗族历史民间文化,德夯村落的日常生活运行机制更加深刻直接的制约着苗族民间艺术的存在和显现。“作为乡土社会基本单元的村落,不仅仅是作为乡民艺术的生活空间而存在,而且给予乡民艺术一个结构意义的背景。[2](P6) ”也就是说,德夯苗族民间艺术不仅指向于族群历史,更是聚焦于地域经验。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边界的地方性知识,有着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同时,它是作为德夯苗族生活样式或隐或显的存活于苗族民众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在具体的生活中进而显示出它的族群性、地域性、历史性、娱乐性和仪式性等文化属性。而深受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影响兴起的乡村旅游,在将德夯从自然村落变成了一个旅游景地之后,更是对德夯苗寨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德夯苗寨民间艺术循着现代旅游消费文化路径在各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运行机制的变迁
德夯苗寨从自然村落演变为乡村旅游景地,从而使得德夯苗族民间艺术所赖以存显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毫无疑问是旅游，“旅游遍及全球可居住区域,遍及全球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认知空间,既导致了全球各种身份的混杂, 也引导了它们的再发明和再生。[3](P313) ”德夯苗寨在步入旅游地的开发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使得其空间角色发生了改变。它从承担人居现实日常生活的自然村落转换成担当旅游展示的人工舞台。这是一个两种不同文化世界的转换,是一个从熟悉的民间乡土世界到陌生的现代消费世界的变迁,也是一个从自我内在的生活世界到“他者”外显的表演世界的置换。这种性质转换使得德夯苗寨就既具有原本民间村落意义,又不失现代消费文化的旅游地意义,还富有人类学镜像的文化意义,同时还披上异域想像的审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性质转换及其带来的德夯苗寨空间意义的增殖将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引入到一个新的文化语境,即从村落日常生活语境过渡到现代旅游消费文化语境。这是一种多种文化性状共生的混杂体文化语境。原本属于德夯的自然、历史、居住、生活等文化,外地的苗族文化,外来的民间文化,外来的现代文化甚至是当代大众文化等各种文化样式,都共同构筑一起成为德夯苗族民间艺术的新的文化语境。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德夯苗族民间艺术所面对的将是来自民间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现实的,想像的等各种性状的文化挑战和选择。这完全类似于被韦尔施描述为具有“混合化”特征的“超文化”性质,“真实性变成民间故事,自我性在模仿他者,而土著人本身,早已就是他者的臣民了。[4](P164) ”于是,原本处于日常生活中作为生活样式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就受制于乡村旅游文化逻辑的牵制而得以新的显现。
(二)显现方式的变迁
旅游开发以前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其显现方式主要是以生活样式的方式隐性或显性的存活于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它是自然而然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具有特定的时令性、节律性和仪式性特征。而在德夯苗寨被开发为乡村旅游地以来,苗族民间艺术的显现方式就增添了一种新的可能,即舞台化的展演方式。舞台化展演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展示方式或者消费途径,主要是将苗族民间艺术的各种艺术符号进行集中、加工、整合和包装,打破其原有的自然局限,随时进行舞台形式的表演。就作为旅游产品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而言,其显现方式可分为静态展览、动态展演和动静结合这么三种。静态展览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配以图片或文字进行静态化的说明解释,诸如苗族鼓文化博物馆、苗族服饰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其他的如德夯民居、家庭结构等都是一种静态展演方式。动态展演主要指的是由德夯民族艺术团的各种舞台演出、举行的迎客仪式。动态展演直接依赖于音乐、舞蹈的艺术样式,借助灯光、音响等现代科技手段,将历史、仪式、习俗等文化形象化展演而出。动静结合的展演方式,指的是德夯自然景观被赋予的人文意义的被展演。这些显现方式的生成,主要是诉诸德夯旅游地标志性项目建设的需要。“现代旅游是建立旅游标示物的一项工程,它是游客之所以到那一特定的景点去旅游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1](P190) ”德夯苗寨就是以苗族民间艺术的新型显现作为其旅游标示物的。
这样一种新型的显现方式,是建立在将苗族民间艺术引渡至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之上,经过一定的加工,或者改编,从而将苗族民间艺术进行一番全新样式的舞台化展演。作为超越特定地域经验旨在跨文化经验对话的展演,它是不同于艺术民间状态的定位于文化内部的体验和意会,展演的根本特征是指向文化跨界的表意实践行为,它是内部主体对外进行文化展示的文化行为。然而,它并没有否定和拒绝艺术的民间性和民间状态,它只是与民族民间艺术民间状态相并行的另一种新的存显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展演是苗族民间艺术在遭遇来自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冲击时的一种自我调适方式。这种调适的结果使得苗族民间艺术的存显状态从民间的“自我”走向展演的“自我-他者”。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格局。后者是对前者的时空突破和拓展,意味着苗族民间艺术无论是在存显时空方面,还是在存显方式方面,都多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式。
(三)审美特质的变迁
作为自然村落中的苗族民间艺术,其审美特质主要源自村落日常文化体系,主要表现为审美蕴含的地域性和审美体验的场域性,着重凸显了德夯苗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边界的不可逾越性。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德夯苗寨这个既定文化空间中发生和运行。而当德夯成为乡村旅游景观地之后,受制于文化语境和显现方式变迁的影响,苗族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质便也发生相应变化。它开始跨越文化边界,成为一种大众性、消费性和娱乐性文化产品。如同当下消费社会中众多大众文化一样,德夯苗族民间艺术这种文化产品的出现和接受,它的文化表征意义以及它对德夯苗族文化的深远影响,绝非简单之事。可以说,这是属于一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审美文化事件。它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在其生产、展示、接受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和关系聚集在一起。具有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所言的“景观”(spectacle) 意义,它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我们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与记录,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历史运动。[5](P5) ”这就是说,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在乡村旅游的文化空间中,已然从苗族民众的“生活样式”演化为供其他人观看欣赏的文化景观。它同当代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畅销书、游乐园等各种大众性的文化形式一道成为文化工业产品,成为令人目不暇接的娱乐文化产品,不断刺激和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求。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苗族民间艺术原本具有的消遣功能之“娱乐”与乡村旅游语境中所言的“娱乐化”两者是决然不同的。前者是苗族民间艺术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属性,并且只在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有效发挥娱乐功能,娱乐性质具有鲜明的文化界限,即只有苗族文化持有者才能真切体验享受其娱乐特质。而乡村旅游文化语境中的苗族民间艺术的“娱乐化”,却是一种基于旅游消费文化逻辑而对苗族艺术人为操作的市场化文化事件,它以景观化和舞台化的方式打破其原本具有的独特地域疆界以实现文化共享,消解其固有的神圣性和隐私性以拉近与大众市场的距离,剥离其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内在关联并进行消费意识的随意重组,以符号能指爆炸途径制造出符号意识幻觉形态从而让消费者获得意念满足。所以，“娱乐化”了的苗族民间艺术是一种丧失意义的形式组合,是能指大胜利后诞生的供他者进行审美想像的符号外壳。
不难看出,德夯苗族民间艺术的变迁,主要是受现代旅游消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发展。这种现代发展从显现方式和审美特质方面凸显了苗族民间艺术的另一种文化品格。这种现代发展,无论是对苗族民间艺术的一种延续,还是对苗族民间艺术的一种重塑,它都可以视为是苗族民间艺术于新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调适性的变迁结果,是一种对已经改变了的文化语境的尝试性适应。
三、余论
地方经济发展之旨归,使德夯苗寨走上乡村旅游发展之路,从而使得德夯苗寨的空间意义发生变化,相应地,对其拥有的苗族民间艺术也产生了变迁性影响,并且,这种民间艺术的变迁还将会随着德夯旅游规模的发展继续不断的运动。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苗族民间艺术一方面继续以生活样式的形态存活于德夯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为适应新出现的旅游消费文化语境的逻辑特征,表现出以舞台表演方式供他人欣赏这样一种灵活的调适性变迁样式。这不仅显示出苗族民间艺术从文化形式转换至经济资本的强烈可塑性,而且也表征了苗族民间艺术灵活的适应性。
应该说,以乡村旅游开发作为改善经济水平的措施,这是当前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直观上,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其实质是一个涉及民族艺术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问题。毫无疑问,旅游开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并得以不断的展现。[6](P8)”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传承和保护民族艺术,如何在旅游开发这个新的话语空间中有效传承民族艺术的内在文化因素,能否分别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核两种视角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做出不同的实践和理论批评,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是一种文化实践还是一种美学理念建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等等。在全球化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两种话语并存的当下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具有非凡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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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志明,杨慧.旅游与人类学在中国[A].杨慧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规划办基金《大湘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和谐文化建设》(07YBA030)
作者简介：吴晓(1977-)，男，湖南邵阳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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