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遗产现在是29项,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关于世界遗产的争夺是很激烈的,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它的扩展项目除外。世界文化遗产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与突出成就,这是树立一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依据。
就遗产本身来说,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背后都具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自然遗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年。文化遗产像北京周口店有50万年,故宫将近600年,中国最年轻颐和园也有250年。这些遗产不仅有它的历史功能,还有它的现实功能。例如故宫,它的历史功能是皇宫,是皇帝坐朝与居住的地方,而它的现实功能是博物馆。
然而,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遗产有一种更直接的现实诱惑: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个风景区就会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睐,旅游业的各种投资就会接踵而来,然后整座城市的知名度就会提高,这又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许多人因此将旅游开发视为世界遗产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将其间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但也有专家认为,其间并不是本质矛盾的。
“发展旅游与遗产保护这两个方面本身没有对立的必然。”著名的文物与旅游研究专家耿留同教授对发展与保护所持的观点是,并没有一胜一负的必然,它本来就是互相依托的当代社会文化活动的形式,关键要从价值认识的高度来把握与对待。
身为北京旅游学会常务理事的耿留同对旅游的解释是,最好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他认为,旅游是扩展人的生活空间和时间的,这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需要,从这个角度说,旅游是一种非常高尚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增长了见识,增加了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了自身素质。人们不仅了解现在,还了解过去与未来。这种交流与遗产保护并不矛盾。
问题在于,目前很多把旅游解释为一种经济行为,单纯追逐利益的做法;一些不负责任曲解与矮化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使得发展与保护产生了矛盾与冲突。
他举例说,在颐和园,他听到一位导游小姐对游客说,这条路上的鹅卵石就是当年专门给慈禧太后按摩足底的。其实,这些鹅卵石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铺上去的,与慈禧毫无关系。曾为颐和园公园高级工程师的耿教授,对导游员用一些低劣的、庸俗的内容来讲解历史的做法,十分反对。他说,胡说八道,瞎编乱造,就是矮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曲解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是职业的极端的不负责任。
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它的价值研究和认识是很必要的。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于长江认为,一方面提高和深化公众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引导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主动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提高旅游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识水平,做好遗产保护与利用。
清华大学建筑专家罗哲文教授认为,文物古迹与旅游的发展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旅游离不开文物古迹,文物古迹借旅游发挥其作用,流传其历史。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公布世界遗产的办法把各个国家著名的文物古迹与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旅游者提供了最值得选取的旅游参观对象。中国的“北京人”遗址、长城、故宫、苏州园林等二十三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该名录。
旅游是发挥文物古迹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途径和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两者如果处理得好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赢目的,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两败俱伤。关键是要做到互通情报,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依法办事。